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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殇》解说词(张洪恩转发)
发表日期:2013/2/23 13:46:00 出处:百度文库 作者:未知 发布人:zhhenxiansheng 已被访问 883

《河殇》解说词

大型电视政论片《河殇》解说词 作者:苏晓康

1988年,一部电视政论片《河殇》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并引发轩然大波,其主旨在于激烈地批判代表人治威权的""图腾,热情地赞美开放的、天海相接的蓝色海洋文明,并毫不留情地将中国传统文化批评为保守的、内敛的黄色大陆文明。激进的大学生到处朗诵着《河殇》中的解说词,而儒家学宿则叹息着《河殇》是数典忘祖。《河殇》很快遭到禁播,一年后其五位作者逃的逃,抓的抓,但《河殇》留下的毁誉仍然深深影响着整整一代人。

 

第一集  寻梦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三日,吸引成千上万中国人的黄河漂流探险传来凶讯。洛阳和北京两支黄漂队都在落加峡下峡翻船遇难。曾经漂过长江虎跳峡的两位勇士郎宝珞、雷建生也被黄河激流吞没。国内一时议论纷纷。     

据报导,这些青年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肯沃伦对此十分不解。他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去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当然,肯沃伦先生永远无法把眼下的漂流,同列强的炮舰在中国江河里横行的历史联系起来。可中国的青年忘不了。     

当这些漂流者抛尸黄河的时候,我们是称道他们有爱国精神呢?还是批评他们的盲目民族感情?无论怎样,他们把这件事偏偏做在我们民族的母亲河上,悲壮和悲剧都是巨大的。     

事情不仅仅表现在江河漂流上。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热呵。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都跳,都哭。 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联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      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当然,也有不少人不再为这些事烦恼。他们匆匆离开祖国,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个究竟。同时,那些散落在外面的游子们,又纷纷回到祖国来看个究竟。这两股双向逆反的风潮又说明了什么呢?是近百年来总是被动挨打的历史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心态吗?或者说,是近几十年来的贫困落后造成的吗?或许是这样,但不完全是。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在痛苦。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

本世纪初,有个叫陈天华的中国青年,面对当时正处于黑暗中的祖国,在日本蹈海自杀。那时,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理解他呢?今天,我们回想起这个陈天华,仿佛可以推测他那深刻的绝望,也许正是对文明衰落的一声微弱的叹息。在当今的世界上,面对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临着现实与传统的严重危机。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沉重,危机越沉重,寻根越热烈。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民族是黄河孕育的。那么,这条大河是怎样塑造我们民族性格的呢?它又是怎样历史地规定了我们文明命运的呢?这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认真思考过的了。     

这的确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条大河。它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发源,向东流去时经过一座黄土高原以后,就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泥河。这条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的确,天地间还没有其他一种自然力量,曾像黄河这样对塑造华夏文明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必要去作繁琐的考古论证,只从一个在中国最常见也最受敬畏的偶像上,就能得到印证。它(按:指画面上的龙),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象征。可是,人们是否想过,华夏民族为什么会崇拜这么一个形像凶暴的怪物呢?恰逢又是一个龙年,对龙崇拜的研究也热闹起来,这无疑也是文化寻根的一种表现。     

据说,我们的祖先,从跨天接地的彩虹中,看到有两个头的巨蛇从大地吸水的壮丽景象。也有人说,先民们从撕裂云层的闪电中,看到金蛇狂舞伴随风雨交作。于是,他们创造了龙的形像。这是一个典型的大河民族的梦。(演播室里学者谈龙神文化。) 蔡大成(神话学学者):龙在我们看来,是原始人按特定观念组装起来的,是一个组合体。有哪些组装件呢?马的头,鹿的角,蛇的身,鸡的爪。蛇身体现了原始人的生命观念。原始人很少看到死的蛇,以为蛇年岁大了,脱一层皮就年轻了。鸡爪也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老太太上菜市场挑鸡,总先看看鸡距,如果距嫩,鸡就嫩。马齿也是这样:“几岁牙口?”鹿角每年换一回,再重新萌生鹿茸。每年长一个叉,猎人一看鹿角有几个叉,就知道有多少岁。鹿角掉了,象征死,萌发象征生命,再生。因此,龙在文化含义中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象征着古人对生命的循环,死而复生的愿望。谢选骏(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总而言之,龙的崇拜,之所以会起源于黄河流域,正是这个大河流域民族对它的生命之河的敬畏。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暴戾最性任的一条大河。     

有人说,在中国文化中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份;也有人说中国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那么,这决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的命脉正在于水。水却被龙王主宰着。于是,这个民族爱它也恨它,赞美它也诅咒它。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感情,就像龙的形像一样复杂。于是,中国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把龙王老子供奉得使它无可挑剔,把它捧上权力的巅峰;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敲响的时候,着实地放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舞龙的场面)。这真是一种绝妙的中国式智慧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正像修筑金字塔使埃及人创立了国家一样,同黄河的搏斗,也使中国凝聚起来。我们的文明史就从大禹开始。几千年来,对水的渴求,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生存伟力。这种神秘的命运至今还徘徊在干旱的北中国。(电影"老井"片段。械斗。孙旺泉跳井,井塌。) 发生在太行山这个老井村的故事,多么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动力和悲剧性的命运。它的含义几乎可以象征性地涵盖整个民族历史。因此,它才达到了一种与世界对话的高度。作者郑义正是从黄河岸边获得这种启示的。      (演播室里作家谈黄河。)郑义(山西作家):三年以前,我骑着自行车从山西和内蒙交界的地方一直跑到河南,跑完了整个晋陕峡谷,走了几十个镇子,几十个县,跑了有一万多里地。那次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从那次我对黄河有了第一次直接的亲身感受后,我才理解了黄河为什么是我们民族的象征。我跑的这一段,是传说中的尧舜禹的故都以及他们的出生地,后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也都在这块地方演出了许许多多的活剧。那次经历使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在一个小村子里头听到一个故事。原来有一个村子的农民是靠着黄河水边维生的。后来因为航运衰败,这个地方又没有什么耕地,他们没有生计了。国家把他们搬迁到别处,给他们分了地,盖了房。过了几年后,这些人又莫名其妙地一个一个地回到了黄河边上,又找到了过去的窑洞住下来了,我怎么都不能理解,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后来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思索后,我体会到这是人与土地的一种永远说不清楚的感情上的联系,血肉般的联系。我觉得这个故事比较好地反映了我的一种心情。我一见到黄河,我跑完了黄河的这一段后,我一下找到了我自己应该写的东西。这几年我一直在文学上寻找,寻找什么我不知道。可一见到黄河,我立刻感觉到我要写的就是黄河。     

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越强烈,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著名观点。他们认为,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古代中国的摇篮,可能就是由于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中国的南方,例如长江流域,要严重得多。人们潜在的创造才能被挑战刺激起来了。黄河孕育的文明,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早熟的文明。同恶劣气候和洪水泛滥的斗争,使得中国人的治水、历算、土地测量以及农业耕作、饲养家畜制陶冶炼等等技术,比西方早成熟至少一千年。但是,在历史演变、社会机制、政治组织等方面,也因此而走了一条纯粹东方式的道路。      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东方社会那悠久的专制主义实际上同水有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其实,这种看法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水平下,这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可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让後人一直争论不休。      实际上,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大运河和长城,还是南美洲丛林中的玛雅人金字塔,这些让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古代浩大工程,不都显现着非常相似的"亚细亚式"的历史阴影吗?不都是古代大帝国的遗物吗?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拥载着那至高无上的顶峰,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不是很像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吗?因此,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就很难成为"亚细亚"的了。     

亚细亚,是一句古闪米特语,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地球北温带欧亚非三大洲的接壤处,从冰山雪峰中淌出来的几条大河,分别孕育了人类最古老的几个文明。无论是黄河、尼罗河,还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印度河,这几条著名的东方江河,都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因此,亚细亚是创始的地方。文明的曙光从亚细亚升起,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但是,五千年过去了,亚细亚的太阳殒落了。这几个最先闪光的古老文明,也或早或迟一个个黯淡下去了。这是为什么呢?      (再一次推出片名:寻梦)

曾经屹立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古城,早已荡然无存。在八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始终浸泡在无穷无尽的征服之中,一个又一个大帝国倾覆了,许多古老的民族相继从历史上消失了。到公元前三百多年时,亚历山大大帝,已经在焚毁波斯王的壮丽宫殿了。尼罗河畔的大金字塔,也像隐退到历史中去的一个迷梦,永远浑浑沌沌。忧伤的司芬克斯蹲在这里,仿佛甚么也不想解释。古埃及帝国,在长达数千年的三十个王朝中,也曾经强盛得犹如这金字塔一样无以伦比。但是,早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前,它就沦于波斯人之手了。在后来的数千年里,它那被征服的厄运直到近代才结束。在更靠东方也更加肥沃富饶的印度河、恒河流域,一种与西方完全隔绝的古老文明,在亚历山大远征来到之前,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有人曾经说过,写印度的历史,一直写到距今四百年前可以不提到一个“海”字。然而,当欧洲的海盗出现在印度洋的时候,这个文明就在劫难逃了。在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黄种人的文明,却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这几乎是一个例外。为什么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长期延续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多少年,人们提出种种解释,总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其实,真正特殊的并不是东方的古老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由于自身具有重视经济、贸易和技术等等因素,最后走向了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原来并不是一条常规性的历史走廊。      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常规通道,实际上是东方式的亚细亚形态。张光直教授研究了中国文明同中美洲玛雅文明的相似性,认为它们是同一祖先的後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他认为,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都具有类似的普遍性。因此,并不是中国文明多么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长,恰恰是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类的挑战。也正因为如此,文明的古老反而让中国人心理上的传统负担格外沉重。当黄河文明也像埃及和印度一样,终于衰落下来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心灵就特别悲凉和痛苦。     

一个曾经使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一个让欧洲君主惊恐地虚构出“黄祸论”的庞大民族,也是曾经令盖世无双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一头睡狮,为什么会在近代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为什么我们终于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之后,忽然又觉得自己是非常强大的呢?在我们的民族感情上,总有这样一个误区: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自从一八四零年以来,总有人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饰近代的贫穷和落后。在近百年的现实痛苦中,好像总需要有一副古老而悠久的安魂剂聊以自慰。从每一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中,似乎总能获得一次安慰。然而,文明毕竟衰落了。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 我们的考古发现再丰富,文物古迹再精美,文明的源头再延伸,难道不都意味着祖先对于後代的嘲笑吗?难道不是让我们今天的遗憾、懊悔和惭愧更沉重吗?据说,有一位汽车制造厂的厂长,那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辆一辆地数长安街上的车流。当他数到第一百辆时,只数到三辆国产车,其余九十七辆都是进口的。这件事,使人可以联想起一八四零年林则徐在虎门焚烧鸦片的浓烟,也可以联想起三十年代抵制日货的风潮。然而,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不客气地嘲笑我们。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悲哀,常常就是一码事。(张明敏身著龙纹长袍唱《龙的传人》。) 哪个中国人不熟悉这支歌呢?你从这歌声里听得出有一种深深的叹息吗?叹息又有什么用呢?(九龙壁;喷火的龙舟;龙盘大石柱;龙年邮票。) 这可敬又可怕的古老偶像,曾经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多少恶梦?难道我们还要用它来凝聚我们今天的悲凉和怀旧之情吗?      龙的崇拜,似乎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心灵,还深深地眷恋着黄河孕育的那种古老文化的氛围,还迟迟地停留在祖先的历史阴影之中。这颗心灵如同活在梦里。今天,确实是到了彻底唤醒它的时候了。     

我们也许不必计较人家要来漂我们的黄河。江河漂流无非是一项体育运动,用玩儿命的办法去同人家赌这口气,似乎也不是有力量的表现。有朝一日,我们终于能够找回体育运动的本来意义,该去漂漂他们的密西西比河,那将是一种潇洒的娱乐。我们也不必为输一场球,丢几个冠军而捶胸顿足。奥运会的金牌并不等于证明我们是强国。我们的千年帝国之梦,早在康熙大帝那会儿就做完了。如今最要紧的是,再也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文明衰落了,我们也不必哀伤。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大河流域文明,无一例外都衰落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四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我们应该勇敢地正视历史。几千年来,黄河文明受到多少次伴随着征服的外来冲击,但它始终没有殒落。我们曾经很欣赏这种强大的文明同化力量。但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尽管外来冲击不曾伴随着大炮和铁蹄,我们的古老文明却再也抵挡不住了。它已经衰老了。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龙的传人呵,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文明,黄河无疑不能再孕育一次。我们需要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糟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的冲刷,而这场大洪峰已经来到。它就是工业文明。它在召唤我们。

 

第二集  命运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首都机场握住了周恩来的手。自从新中国诞生以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同西方握手。七年后,邓小平访问美国。这也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第一次真正走进西方。迈出这一步对中国来说,是多么艰难呵。远的不说,就在文革中,四人帮不是还吆喝过"买船就是卖国主义"吗?当我们终于向全世界宣布对外开放,骤然推开国门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星球是何等陌生。难道忘了,就在那些彩电,冰箱和高级轿车强烈吸引我们的同时,我们不是曾经对牛仔裤,披肩发和迪斯科等等,反而很看不习惯吗?一个封闭太久的国家,一个从来认定自己是中央大国的民族,要让它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是需要经过无数灾难和耻辱才能领悟到的。这既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选择,归根究底,乃是一种历史的命运。我们今天回首历史,就会发现,那曾经主宰过我们祖先的命运,正逼得我们必须如此选择。     

人类崇拜太阳。有人说,太阳送给地球的第一份珍贵的礼物,应当是土壤。若干万年前,当地球上的冰川消融后,南行的风,卷起冰积物中的黄色粉土,纷纷扬扬地洒满了地球中纬度的表面。这茫茫一片黄色丰厚的土地,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家。面对这片支离破碎的高原,的确难以想像,远古那充满魅力的声势浩大的黄帝族的传说,竟然就发生在这漫天遍野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     

研究古文化的学者们提出过一种说法,黄帝的帝字,可能是土地的地字,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国人常爱谈的那个“皇天後土”的後土,意思是地母。由此看来,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宗,乃是黄土地的化身。是的,你看那黄土高原上的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濡的也是黄土。吃的是黄米,黄豆,住的是黄土山下挖的窑洞,喝的是黄泥汤的水。古时候的人,位至九五之尊,当了皇帝,就要穿黄袍,走黄道,住的是黄色玻璃瓦大殿。死了以后呢?统统都赴黄泉。因此,世界上其他民族对土地的崇拜,都不及我们的祖先那样虔诚,那样隆重而深刻地把它烙印在自己的文化和心理之中。(北京先农坛斑驳残碎的坛基)   天子和大臣们,每年都要来这里举行"亲耕"。皇帝右手扶着漆金的雕龙犁,左手执鞭,在两名老者的搀扶下,在这象征土地的祭坛上步行三次,就算完成了"亲耕"。于是五谷丰收,指日可待。    

 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面朝黄土,背向青天,土里刨食。土地是命根子,是传家之宝,是人生的全部意义。几千年的文化,都凝聚在这黄土里。于是,它就显得很神秘,仿佛包裹著中国人的心魂。(演播室。作家谈黄河。) 张炜(山东作家):黄河流了好多年,它把好多秘密都渗透在两岸的泥土中。有两个老头儿,十几岁时流浪到东北去,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几经周折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这是个离黄河入海口二十多里的村庄。回去的时候,每个人从地里包了一包土走。走的前一天晚上,两个老人搂抱着,在坑上滚动着哭了一夜。我一直到现在也搞不明白,这包泥土里边有什么东西?哲学家好像琢磨得更透一些。     

黑格尔曾经说过: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著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这种超越土地限制,度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许会责怪我们的祖先:你们为什么那么眷恋大陆,始终没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呢?这就是历史的命运。     

至迟在大约八千年前,农耕文化在黄河岸边就诞生了。从四处狩猎到固定在某一片土地上,文明所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据说是从一只采集种子的妇女的手开始的。摆脱野蛮人的第一个代价,就是被牢牢地栓在土地上,难道我们的祖先能不这样选择吗?更不可选择的是,黄河中下游这块文明的摇篮地,偏偏又处在一种很独特的地理环境中。(演播室里学者谈中国地理环境特徵。) 冯天瑜(湖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河中下游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带,它的北边是比较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是万里黄沙,形成交通障壁。西南是世界上最高大最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面临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它的浩瀚无际跟地中海的情形不一样,对古人来说也是难以征服的。这么看来,地理环境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隔绝机制,造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因此,中国人既不像欧洲民族那样生活在地中海周围,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住在两个大洋之间。命运就给中国人安排了这样一种生存空间。     

几千年来,肥沃的中原地区始终面对着北方那个广袤纵深的蒙古高原,这种平原与高原的直接对峙,在欧洲是不存在的,它形成了某种奇特的历史关系:处于迁徙无定状态中的高原游牧民族,始终把平原大河流域,作为他们争夺的一个目标,经常像洪水一样从高原上横冲下来。整个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游牧人同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因此,直到封建社会末期,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还对华夏农业文明充满了一种文化上的自豪。他不无鄙夷地嘲笑"夷狄"的游牧文化,还处在“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宦,驰突无恒”的低级阶段,而在中原地区,则“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在工业文明出现以前,谁能否认这样的华夏农业文明的先进性呢?理所当然,中原人是必须保护它不受游牧文化的侵扰的。      最好的保护手段,莫过于"城廓"     

在陕西临潼姜寨出土的原始村落遗址,也许是最早的城廓雏形。你看,所有的房门都朝向中心广场,村落只朝东方留著通路,这种布局,明显地突出了团结向心的精神。当我们再俯瞰北京城时,会惊讶地发现某种六千年的一致性。后来,有了城墙。到战国时期,这城墙又扩大到国境线上。把现有的明长城再向外推进伍佰到一千华里,在阴山和贺兰山脉一线,就是当年秦始皇命蒙恬修筑的长城,也就是传说中的孟姜女哭骂的那个长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工程,而指导这个工程的全部思想,早在数千年前,已经由姜寨部落的首领发明了。有了城防,对外可以抵挡游牧民族的劫掠,对内则产生一种凝聚力,把城内的人民压向一个权力核心。因此,谁修了长城,谁好像就拥有了长城以内的土地、山河与人民,长城也就成了他家的院墙。     

然而,在爱琴海边,一个西方的千古一帝亚历山大,早已率领着他那所向披靡的马其顿大军,远离自己的祖国,横扫了欧亚非各个古老帝国。仿佛同亚历山大的东征前呼后应,秦始皇也开始了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这位千古一帝,决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四处游荡,而是按照东方帝王特有的思维习惯和想向力,修筑了亚历山大做梦都想不到的万里长城。 秦始皇的这种伟大的想像力,仍然是一种不能超越土地的想像力。      到了公元一零二年,追击匈奴直达中亚腹地的一位中国汉朝将军班超,为了窥视罗马帝国的虚实,派出他的副将甘英西渡波斯湾。然而,甘英却被海浪吓退了。从亚历山大的东征,到班超的西渡,历史走过了将近四百年,由于高山和大海的阻隔,东西两大帝国所代表的两大文明,在历史的邂逅中两度失之交臂。那种直接的对抗和融合,征服和反征服,同化和反同化所可能激起的强烈火花,终于没有在历史的大舞台上闪现。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这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对于节气这样的大的时间座标,中国人也习惯于把百年兴衰,只看作是历史长河的短暂的一瞬间。盛衰的交替,犹如冬去春来。多么重大的社会变动和人间灾难,也似乎是过眼烟云。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具有深刻的历史感。但同时,也都不象中国人那样奉行着一种独特的,听天由命的生命哲学。长城就把这个宁静的,熟透了的农耕文明紧紧地包裹起来。久而久之,它就变得再也不会像秦皇汉武那样去主动出击了。          

然而,北方那个沉默的蒙古高原常常会突然苏醒过来。高原是凝固封闭的,不易到达的,但它却也容易把内部积聚起来的力量和冲动送到平原上来。一旦遇到乾旱,游牧人的牲畜大批死亡,他们就会统一起来,冲下高原,邻近的农业文明就灾难临头了。当成吉思汗凶猛的骑兵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别说长城,就连黄河长江这样的天堑,也低档不住。北中国的大地,几度桑田,几度牧场。长城南北,几番征战,几多白骨。忽而是汉妾辞宫,公主和亲,忽而是番王来朝,纳供称臣。多少历史悲喜剧,在长城的巨大背景下轮番演出。如果说秦皇汉武修长城,还表现了华夏文明的气魄和力量的话,那么,到了十五世纪中叶明朝重修长城,就完全成为一种失败和退缩的举动了。     

这条一万一千华里的砖石砌成的明长城,比起秦汉长城来,自然是牢固多了。然而,它也使明朝耗尽力量,元气大伤。等到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一代雄杰努尔哈赤挥戈南下的时候,这绵延数万里的砖石长城,只能再一次记录巨大的失败了。以致于后来的康熙皇帝说:修筑长城,实属无益。古北口的这一段雄伟的长城,是由一代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时督建的。这位「一年是三百六十天,多是横戈马上行」的名将,被史学家称为“孤独的将军”。他不但修建了北国的第一段长城,为了抗击倭寇,他还曾在海边修了一座海岸长城——那就是著名的蓬莱水城。   中国的第一支海军,就守在城墙的后面。 毫无疑问,戚继光是明代最有天才的军事家。不过,他留给我们的遗憾也是巨大的: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过海洋来大中国,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竟然连想也没想过去那个岛国看看这倭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们当时的欧洲已经拥有火器装备的海军四处侵略,而中国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并且竟然把长城修到了海边呢?公元一五八八年初,将星殒落,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长城,随着戚继光的去世,不再有任何意义。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整装待发,出征英国,去揭开近代世界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人们还记得秦始皇修建的古长城吗?如今它还沉睡在沙漠之中。   茫茫流沙从北方一步蚕食过来,狂风雕塑着它,仿佛它是一个千年的流放者,躺在这荒漠之中,凝固成一个没有答案的沉思。与秦长城的被遗忘相反,向后退缩了一千华里的明长城却受到了无比的崇仰。人们为它是地球上唯一能被登月宇航员看到的人类工程而自豪。人们甚至硬要用它来象徵中国的强盛。然而,假使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孙们,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呵,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呕歌你呢?学者们已经发现,绵延万里的长城,正好同十五英寸降水线大致重合。这条降水线,正好又意味着农业和非农业的分界线。今天,在宁夏红石峡长城之上,我们还能看到我们祖先留下的「华夷天堑」的石碑。这的确是农业文明的最后边界。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我们的祖先永远无法超越土地和农业。他们最奇伟的想象和最大胆的举动,都只能是修长城。历史上大约还不曾有过像明太祖朱元璋这样一位要把百姓牢牢绑在土地上的皇帝。他一再申令「不许片板下海」,这固然包含着国防的目的,但他也深深懂得,只有把全体人民牢牢地捆缚在土地上,他的王朝才是巩固的,他对离开土地的人深痛恶绝,一律迁之远方,明朝法律规定,任何人外出必须持有证件,否则关卡查获立即送官。流动,迁徙,贸易都被窒息。土地和专制把中国人捆死了,几百年下来,中国人怎么还能懂得自由和贸易呢?     

十五世纪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世纪。人类开始把眼睛从大陆移向海洋。不管是对东方,还是对西方,历史都公平地让它们进行一次选择。无论是太平洋、印度洋,还是大西洋,都对大陆上的民族敞开着胸膛。站在十五世纪的门槛上面对着大海,这个在大陆上待惯了的华夏民族,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呢?公元一四零五年,一支十五世纪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庞大的船队,乘着强劲的东北季候风,浩浩荡荡离开福建五虎门,在历史给予的大选择前,率先驶向了太平洋。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对这支船队的远航目的猜测纷纭。由郑和率领的这支船队,前后二十八年中,七下西洋,足迹遍于东南亚和南亚,又横渡印度洋,航程远达阿拉伯和东非海岸。然而,人类历史还不曾有过这样一次毫无经济目的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它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它要施恩于海外诸国,以表达中国皇帝对它们名义上的最高宗主权。多么慷慨温和的君子国行为呵。黑格尔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和贸易。可是,太平洋邀请来的中国人,竟是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谦谦君子。中国人即使来到海上也还是不能超越陆地上那种有限的思想和行动的圈子。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仅仅几十年后,代表着弱小的资本主义的四艘小帆船,在葡萄牙人达迦马的率领下,为寻找财富和市场驶入了印度洋。那时,庞大的郑和船队已经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欧洲人却开始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探险。      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亚细亚,这个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个世界历史的创始之地,由于这次历史大选择的坐失良机,太阳将不再升起。曾经在这个星球上遥遥领先中国文明,也因此不得不接受屈辱和被动的命运。将近五百年后,北洋水师在黄海,与日本海军展开的甲午大海战中全军覆没。无论是丁汝昌还是邓世昌,他们的悲剧性的失败,其实早在戚继光和郑和的时代就已经注定了。    

 几千年来,中国东南方的太平洋一直是沉默的。一旦太平洋的狂涛,载着西方列强的军舰,及比军舰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呼啸而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这来自西方的海啸,决不象过去从蒙古高原洪水般冲决下来的游牧文化,泛滥一阵便很快退的无影无踪。   海上来的是一种新文明,古老的华夏农业文明再也不可能同化它了。于是,种族危亡和文明危机同时爆发了。救民族之危亡,势必拒寇于国门之外,但是,救文明之衰微,又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发,迎接科学和民主的新曙光。这极为矛盾的救亡与近代化的双重变奏,近几百年来交替书写着中国畸形的历史,真是错综复杂,头绪万分,剪不断,理还乱,让中国人付出了无数沉重的代价!古老而孱弱的农业文明,逼得我们的祖先只知道用靡费而不中用的长城来保卫自己的果实,逼得他们即使走到海上也不懂得贸易和竞争。这种文明的萎缩,如今已经萎缩着整个华夏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我们再也不能失去命运赐予的任何一次机会了。今天,我们已经变得聪明多了。如果说,中国已经放弃了历史的选择,那么我们再也不会拒绝选择了。如果说,命运并不是宿命,那么我们再也不会听任它的摆布了。我们已经看到,黄河东流万里,最终还是流入大海。我们不再拒绝大海的邀请了。

 

第三集  灵光

 

那一批批率先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们,大约也是这个时代最得意的佼佼者。可是,他们几乎都是欧罗巴人。王赣骏博士是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轨道的华人。他在航天飞机上七分钟就掠过了神州大地。于是,他成为炎黄子孙的骄傲。故土对他的迎接是何等隆重呵。可能连中国人自己都快忘记了,将近五百年前,明朝有个叫万虎的人,把自己绑在四十七支火箭上,想飞上天去。   他在一声巨响中被炸得粉碎。应该说,那是同五百年后的“挑战者一号”一样悲壮的。难怪天文学家们要用万虎的名字,给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公元一世纪前后,东西方有两位大天文学家同时在世。罗马帝国的托勒玫创立了他那伟大的地心说,而东方汉帝国的太史令张衡,制造了一台水运浑象,那简直就是把托勒玫的地心说变成了模型。但是,浑天学说离地心说,毕竟还差了一步。就这一步,中国人再没能迈过去。那曾领先了上千年的中国文明之光,怎么到十七世纪以后就暗淡下去了呢?一个如此聪明的民族,为什么会变得迟钝和衰老起来?我们昨天曾经拥有,今天才发现失去了的,究竟是什么呢?文明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一片浑沌之中。能让我们记得起来的,是春秋晚期那个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灿若群星。偏偏在那个时代里,东西方都出现了圣贤大哲。当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当齐宣王创办稷下书院,汇集各派学者的同时,柏拉图也在地中海的雅典办了一个学院,亚里士多德就在那里学习。今天的哲学家称那个时代是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那时产生的各种思想,至今还影响著人类。公元六十五年,一个中国皇帝梦见了释迦牟尼,这便引起了喜马拉雅山两侧的人类两大古老文明的相遇,导致了将近八个世纪的文化大融合。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说过:人类的奇遇中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可能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相遇的时候。(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 这张丰腴秀美的脸庞,这双夺人心魄的眼睛,这副雍容大度的气派,使至今每个第一次站到它面前的人,都会在霎那间被震撼。      这颗顶着螺形发髻的举世闻名的巨大头颅,而今几乎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乃至东方文明的象征。然而,据专家们考证,它的那只鼻子是典型的古希腊雕法。远隔重洋的东西方,就有如此异曲同工之妙。卢舍那以君临一切的气派端坐在这里,它是一座东方的雅典娜。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峰巅。它那神秘的,若有所思的微笑,仿佛正是一个决不拒绝外来文化的民族在自信地微笑。这就是盛唐气象。(演播室。学者谈盛唐文化精神)   叶朗(北京大学教授):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称唐代是“有情之天下”,这就是说唐代社会有助于文化的发展,更适合人性的发展。李白如果不是生活在唐代,天才就得不到发挥。看一个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表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它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拒绝的,还是开发接受的。举世无双的卢舍那,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卢舍那,是我们的奇迹和骄傲,但是,今天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是否认真地想过: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和精神造就了它的完美和博大?我们为什么再也造不出第二个来呢?如果说,文学艺术是在唐朝达到高峰的,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则是在宋代最成熟。寻找中国科技史的轨迹,往往会发现各项发明创造的主焦点都在宋代。 人类第一批炸药的试验场就是宋金交战的中原大地。最迟在公元一千年左右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弩炮来发射炸药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同样是中国人,八百年后竟会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之下,一败涂地。公元七五一年,中国同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会战(特罗斯之战)。唐朝的惨败使中国再也没能力回到中亚去。但这场战争却在科学史上意义重大。数万被俘的唐朝人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去了造纸技术。接着,活字印刷术,罗盘和火药相继从中国传到中世纪黑暗的欧洲,在那里石破天惊。中华民族智慧凝成的伟大发明,竟使欧洲封建社会赢得了继希腊以来又一次技术发展高峰。正是因为站到了这个高峰上,西方到十七世纪便把一直遥遥领先的中国抛到后面去了。      然而,四大发明在它们的家乡却是命运不济。最早点燃了那征服星空的火焰的中国人,没能成为最早飞向宇宙的人。火箭和花炮几百年一贯制,至今还只发挥着驱鬼辟邪和热闹喜庆的功能。纸和印刷技术这种不可估量的通讯传播手段,在史集浩瀚,藏书成风的中国,一千年也没能酿成知识爆炸,到头来还是西方反过来向我们输入了铅印技术。尽管沈括早在公元十一世纪就在“梦溪笔谈”里描述了罗盘针和磁偏角现象,可中国从来没能成为海上强国,倒是西方列强依靠罗盘针的指引逼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如此捉弄中国人呢?(演播室。学者谈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 刘青峰(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其实主要是技术发达。四大发明都是技术发明,而且不是一般的技术,是和国家大一统有关,与封建地主经济相适应的那种大一统型技术,如通讯,水利和军事等。它给中国古代科学戴上了枷锁,它很难实现转移。另外,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有机自然观,直观外推式的思维方法,还有一个伦理中心主义,可能都对中国古代科学有影响,这方面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今天回想起来,十六,十七这两个世纪,的确是令中国人十分心酸的二百年。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因此胡适曾说道:中国的人文科学所创造的是更多的书本上的知识,而西方的自然科学,却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于是,十七世纪以后,那个新世界要来叩一叩古老东方紧闭着的大门了。摆脱了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基督教,以充满活力的姿态,带著一种全新的文明,从海上来了。如果说,一千五百年前是中国皇帝主动去请印度高僧的话,如今的“西方高僧”却是不请自来了。这位深目高鼻,满脸胡须而又一身儒服打扮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一五八二年来到中国,一六一零年死于北京,坟墓至今还在北京。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一直把他说成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其实,既然中国历史能够给予支谦,鸠摩罗什那些印度传教者以很高的地位,为什么就偏偏要歧视这位西方高僧呢?这恐怕正是因为对这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已经没有往日汉唐那样的胸襟和气度了。(圆明园大水法那猎犬逐鹿的喷水雾) 这里曾经是清代的皇帝和後妃们最喜欢来玩的地方,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公园是乾隆十二年由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的。 皇上和娘娘也厌倦了东方式的亭台楼阁和皇苑中的假田园风光,愿意到这儿来看看西洋景。中国的皇帝似乎也绝不会拒绝西方式的享乐,这情形,颇像今天我们有些人虽然要批判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自己却绝不会拒绝受用那些超豪华轿车和高级消费品一样。糟糕就糟糕在清朝皇帝们还要用高大的石墙把这围起来,派手持大刀和梭标的八旗军队看护住他们的梦境。他们还要把国门也给锁起来,把几千里长的海岸线和通商口岸也统统关闭,让大刀,梭标,土炮和血肉之躯去抵挡隆隆驶来的铁甲兵舰。结果,梦毁了。现代的中国人,常常很喜欢凭吊北京的两处历史遗迹:他们中间一些人,总把长城视为强大和兴盛的象征,登上长城,就扬眉吐气,天下也为之渺小;而来到圆明园这堆不堪入目的石头残骸前,他们痛心,他们切齿,当然,他们也发愤,他们要雪耻。亲爱的同胞,您思考过这两处遗迹之间的因果联系吗?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灵光,能够帮助西方创造了历史的新纪元,为什么来自异域的文化和科学之光,在中国始终只是若隐若现呢?      中国正在思索。

青年们正在诘问历史。(古老悠久,文物繁盛的中原大地) 这块土地的西南角上,长眠著中国历史上三位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他们身后的待遇却是那么的悬殊,在中国历史给予这三个人的尊崇和冷漠之间,仿佛就把历史的奥秘展示给我们了。南阳城西卧龙岗上的武侯祠。殿宇亭台,雕梁画栋,苍松翠柏,碑刻题记,蔚为壮观。南阳东关医圣祠。张仲景那个"长沙太守"的头衔,在墓碑上赫然冠于"医圣"尊号之前)三个人里最为寒酸冷落的,要数南阳城北的张衡墓。张衡是一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是东汉屈指可数的大文豪之一,在当今国外的一些著名学府里都有他的塑像,可是在他的祖国,到底不过是一个科学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形像,引不起人们格外的敬重,死后有一堆黄土足矣——张衡墓至今仍寂寞地躺在南阳石桥镇一方农田的角落里,与他作伴的,只有庄稼和青草。要不是他曾经当过几天太史令和尚书一类的御用文人官,恐怕连这堆埋骨头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吗?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今虽然终于免除了"臭老九"的厄运,身价仿佛比过去也高了些,但经济上的窘迫寒酸和精神上的扭曲压抑仍然伴随着他们。他们英年早逝的噩耗不断传来,沉重的负担正把最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一批批断送掉。更为可怕的是,在这个尊崇孔夫子牌位的文明古国中,教师的地位竟沦落到非常卑微的境地,老的一代已经蜡炬成灰,油灯将尽,新的一代却再也不肯去步他们的后尘。教育危机成为中国最紧迫的危机。一曲《神圣忧思录》,使多少中小教师和知识分子怆然泪下。这些可以把闪闪烁烁的灵光变成太阳的人们,身单体薄,面容削瘦,在斗室中构思着人类文明的银河系中那些必将属于中国人的新的星座。人类中没有任何一种职业的人,比他们更需要自由的空气与无限的空间。如果给他们的精神插上一座黑色的十字架,或者压上一段灰色的长城,那么,灵光将永远不会变成太阳!但愿历史不再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我们今天深深的祝愿!

 

第四集  新纪元

 

(大英博物馆。马克思一边看书,一边用脚在地上蹭着。) 十九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大工业正在欧洲方兴未艾之际,一个犹太人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解剖它的密秘,宣告它的死刑了。这位伟大的导师是很谨慎的。他只对未来勾划了一个蓝图。他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份涌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消耗不再构成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将退出历史的舞台。

一九一七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便似乎宣告马克思构想的这个未来社会已经在俄国出现。然而,当时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九,工业产值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七。于是,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同列宁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位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这个普列汉诺夫划出的巨大问号,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缠绕着社会主义阵营。铁腕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靠着剥夺农民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强行高积累,竟使苏联工业获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飞速增长。反对他这种作法的布哈林,则被当作“人民公敌”而枪决。但是,斯大林模式也让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就吹响的改革的号角。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之中。这个带着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这个还带着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是那样的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或许正是这个强刺激,让我们又拣起了一个已经淡望了多年的老话题:意味着巨大财富的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呢?雄汉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说它了,但即使到了一千多年前文弱的赵宋王朝,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商业,也还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当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已经是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时候,欧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过十万人,难怪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竟会乐而忘返。然而,让马可波罗如此惊讶和羡慕的中国文明,此时已经在衰退之中了;历史偏偏更衷情于他那远在地中海海岸的故乡,那个刚刚从一个捕鱼晒盐的小村落发展起来的威尼斯。这是一个没有农业的国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就是一个股份公司,首领就是总经理,参议院就是董事会,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于是,它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最早的发源地。当明朝实行闭关锁国,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时候,从地中海沿岸孕育起来的世界商业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动。欧洲逐渐由中世纪的蒙昧野蛮,走向世界中心舞台。海洋文明在这天赐良机的历史关头,毫不迟疑地发挥出它那开拓,扩张的内在活力和文明优势。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虎门硝烟。荒芜的大沽炮台。) 世界既然已经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就逃脱不了卷入世界商品流通范围的命运了。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因此,在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前,中西方的冲突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从中国内部产生,而是从海外来欺负中国了。自古以来中国经济就具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能够养育众多而稠密的人口。一八零零年,当西方到处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中国这块土地正养育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文明没有产生工业化就是一种失败的文明。他们很欣赏这种农业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园牧歌情调。贫瘠的黄土高原,破烂的窑洞。呆滞菜色的脸。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文明是怎样养活着中国人的,直到一九八零年,在距离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一个公社里,人均口粮只有四十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农民,家中土坑上没有坑席,平均三个人才拥有一床烂棉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没有棉衣。一位陕北的老农告诉我们,去年由于乾旱而小麦减产,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只能靠土豆度日。一辈子过着这样的穷日子,他竟还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如今已经有了十几个孙子和外孙。由于人口的与日俱增,更由于人是世间第一宝贵的,人多力量大等等显然不明智的说法,使稀缺的土地变得愈加珍贵,使多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相形之下,壮健的筋肉多于贫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变得轻贱。时至今日,人口负担成为中国一切难题中的最大难题。它造成的恶果,不知道要让多少代中国人去咀嚼?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着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道: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不要说政策上还有诸多限制,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而人口素质的下降,恰恰又是由于人口数量的猛增造成的。这真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文明。我们还有甚么理由要赞赏它和迷恋它呢?这种并不美妙的田园牧歌情调,有时还会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昏病。在那颠狂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相信这种神话。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锅,关了门,几亿人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似乎共产主义就这样到来了。这个从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历史悲剧,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吗?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吧!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出来这样一些数字:中国人均国民生长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第二十位前后,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作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还不及亚洲四小龙。一九六零年的时候,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六零年只超过中国四六零零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六八零零亿美元!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有人作了一个可怕的比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拥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难怪有人要大生疾呼:弄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几百年来曾不断地给我们这个大陆送来耻辱和苦难,而今天,它那波诡云谲的洋面上,却仿佛涌动着强烈吸引我们的巨大财富。日本正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舞台。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沉默了几百年的沿海地区,这条中国人的黄金海岸,带著久被压抑的饥渴,率先冲向太平洋。中国人此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走进世界市场。但是,这个民族毕竟被封锁的太久了,它对于商品经济的海洋,是那样的陌生;而它参与国际间竞争的实力,又是那样的单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也许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已经来迟了,并且准备得也是那样匆忙和不成熟。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产业,是难以构成持久的竞争势头的。      今天我们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可是我们在盯着人家的市场的时候,却又捂着自己的市场,总担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记了人家肯来投资,无非也是看中了我们的市场。要让中国走进世界,同时就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

如今,发展中国家都一门心思想去赚发达国家的钱,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一个像样的国内市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畸形的。      北京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大约是一百五十元,而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甚至十几倍;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后天下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起勾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具有最古老文明的民族最不熟悉的东西。 当竞争没有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的时候,看起来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价格开放,反而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紊乱和失调;旧体制与新体制的摩擦,也抵消着双方的积极因素;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以权谋私种种弊端,反而仿佛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度量衡,统统通过物价反映到社会上来。在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度里,物价的失控,又必然导致人民情绪的恐慌,甚至发生社会震荡。倘若我们因此而失去了大多数人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将重新陷入停滞。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谭嗣同,他们的遗恨是多么深重呵!(演播室。学者谈经济改革)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我曾经说过,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是一个传统的公有制,要由传统的公有制改变为新的公有制。商品经济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它形成市场后,国家所调节的市场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这样的话,所有制改革和市场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黄河流域的经济就有希望。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第五集  忧患

 

大自然在人类面前忽然变得陌生起来!从加利福尼亚的暴风雪到孟加拉平原的大洪水,从席卷地中海沿岸的高温热流的持续多年不肯缓解到非洲高原大面积乾旱,地球仿佛像发疟疾似地颤抖,人类竟然也像倒退了一万年似的束手无策。"厄尔尼诺现象",这个挺新鲜的名词,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徘徊。人类社会在它的缔造者面前,也变得光怪陆离,越来越难以驾驭了。马克思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迟迟没有敲响。神化般发迹了二百年的西方工业文明,虽然已经显露出种种病态,却还在困境中不断调整和更新。本世纪初以来从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中相继突破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又相继开始大规模实行社会改革。美苏裁军,海湾战火,拉美和非洲的不断政变,东亚的民主风潮,蔓延在富庶的欧洲的恐怖活动,艾滋病的猖獗。这一切,把我们的这个星球搅得乱麻一团。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人类文明藉以依托的基础,为什么都如此充满着忧患?这两种忧患之间,难道也有某种联系吗?东北辽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当地军民奋力抗洪抢险。长江洪峰终于安然渡过荆江大堤,葛洲坝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整个华中地区稍微喘了口气。然而,不动声色的黄河也充满了危机。预计黄河将有大洪水,千里大堤和整个华北大平原猛然又蹦紧了所有的神经。对中国人来说,哪里的洪水也没有黄河发大水可怕。早在"诗经"的时代,中国人就发出这样的叹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整个文明史上,黄河始终是“中国的忧患"。而今,中国人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甚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得犹如那永无休止的黄河洪水?这是一个更大的恶梦。它从骊山那座大坟墓里不断弥散出来,充满着两千年的历史空间。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僵。历史在古老的磨道里辗得那样缓慢,沉重。黄河在它那淤满泥沙的河道里淌得也是那么缓慢,沉重。      洪水还会再来吗?动乱永远过去了吗?我们在问黄河,也在问历史。      我们不知道古时候的黄河是个甚么样子。此刻展现在你面前的黄河,不正是浊浪滚滚,像一条狂暴的巨龙吗?这是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受到吕粱山的阻挡后,突然掉头南下,愤怒地辟开黄土高原,夺路而走,从此便在那狭窄深邃的晋陕峡谷里,变得暴戾无常了。   看它现在这副模样,你还能想象得出,它在约古宗列盆地的那种晶莹澄澈的模样吗?你还能看得出,它在九曲河套里那种柔顺,舒展,娴静的一丝风韵吗?      清水变成了浊浪,静静的流淌变成了怒不可遏的挣扎,孕育变成了肆虐,母亲变成了暴君。从有文字记载开始,黄河的第一次泛滥,发生在公元前六零二年的周定王五年,从那时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扒花园口,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共计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世界江河之中,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几千年的周期性泛滥,使华北平原面目全非,湖泊淤平,城池丘陵沉沦,生灵涂炭。当年齐桓公大会诸侯的葵丘安在?“水浒”所写的八百里蓼儿洼,也就是几千年来古人长与洞庭湖比美的那个巨野泽又在哪里?而那时世界最繁华的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东京汴梁,如今也淹没在十米黄土之下,更不用说各朝代又有多少人民性命财产都付之东流。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民族,会像中国经受这样的周期性毁灭呢?更可怕的是,这种周期性毁灭,在中国不仅仅是个自然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以大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渐渐显露出危机,暴发动乱,直到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显地是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像黄河泛滥一样永无休止。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往往越是经济发达,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中原本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地区,隋末动乱之后,那里却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中古时代的膏粱之地开封,盛唐时是小城镇,北宋时成为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乱世又倒退为小城镇,似乎六百年一个大轮回。相传在黄帝时代就发明了的指南车,至少东汉张衡也发明过,但后来马钧、祖冲之这些大科学家又一次地重新发明它。古代科学发明在乱世中一再失传,让能工巧匠一代代耗尽精力。利玛窦从西方带来十五卷本”几何原本“,同徐光启合译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两百年,可就在这两百年间,徐光启的译本传到日本,推动了那里的科学发展。中国文明的新因素幼苗,就这样不断地在周期性大动乱中夭折。

其实,可怕的社会动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并不遥远也并不陌生的。文革动乱离今天虽然已经有十一年的岁月洗刷,它的巨创却仍然留在人们的心头。然而,善良的人们是否认真想过,那场动乱的爆发,为什么离解放前的动乱只隔了短短的十几年?这是否意味著古代那种周期性的社会震荡还在延续?中国人民希望永远不再有动乱,这就如同希望黄河永远不再泛滥一样。可是,洪水是无法预测的。自从一九七五年淮河支流在河南南部暴发大洪水之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就发出警告:在今后的某一天,黄河可能还会发生万年一遇的大洪水,一旦发生,黄河无论向北还是向南溃决,都会造成损失数百亿元的毁灭性灾难,都将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的威胁。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头上,我们却不知道它甚么时候会落下来。黄河就是这样一条难以捉摸的怪河。它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那可怕的泥沙,所谓”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这在世界江河中是绝无仅有的。把它每年从黄土高原上冲刷下来的十六亿吨泥沙,堆成一米见方的大堤,可以绕赤道二十七圈。几千年流淌下来,黄河就把一个千沟万壑,支离破碎的贫瘠高原抛在上面,又把一个洪水肆虐,朝不保夕的灾难平原扔在下面。它把这两个沉重的包袱留给中国人,只顾自己流到海里去了。难怪有人形容说,黄河造成的水土流失,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动脉大出血。(毛泽东坐在邙山头上眺望黄河。)当这位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面对这条大河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据说,他当时十分忧虑地问道: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一生说过许多气吞山河的话,却唯独对黄河说得很少,很谨慎。他年过七十的时候,还想徙步策马去探黄河源头。他说: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多少世纪以来,把黄河变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宿愿。它像一个永不泯灭的梦。新中国曾经把这个梦全部寄托在三门峡大坝上。一九五五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在三十二年前的那个庄严时刻,中国人确乎是相信一句古老谚语的:“圣人出,黄河清”。然而黄河没有变清。滚滚泥沙淤死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沌的黄水里化为泡影。三门峡的失利,常常会叫人联想起大禹的父亲鲧的悲剧故事。在那洪水滔天的时代,鲧出来领导人们治水,但他却采用了堵的办法,治水失败,他被杀死后抛尸荒野,尸体三年不腐,人们剖开他的肚子,禹便出生了。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劈山开河,终于治服了洪水,从此明垂青史。黄河从大禹脚下流到我们这里,仿佛只打了一个盹儿,而人世间已阅尽数千年。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同黄河泛滥进行了数不清的搏斗。搏斗的结果是,我们终于靠著两条大堤,把黄河挟持起来,连洪水带泥沙一块送进大海。人们常常惊叹祖先建造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伟大,殊不知这千里长堤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长城只剩下了观赏的价值,运河也早以被截断,惟有这黄河大堤,至今同我们休戚相关,因此有人称它为“水上长城”。日久天长的泥沙堆积,不断涨高河床,不断溃堤改道,而我们的祖先又不断把它重新约束到大堤之中,这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较量,便成为中国人对付黄河的唯一手段。今天的黄河大堤,修筑于光绪初年,仅仅二十几年就又变成了地上河。河床平均每年抬高二厘米,有的河段平均每年要抬高二十二厘米。解放以来,我们已经三次加高加宽大堤,它保证了将近四十年的安澜无事,在近代黄河史上几乎成为奇迹。但是,这毕竟同我们祖先一样,没能摆脱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被动局面。看看今天悬河两岸,城市,铁路,油田,乡村,无数的设施,无数的生灵,不都处在随时可能发生灭顶之灾的威胁之下吗?我们将怎样抵御未来的洪水?黄河的出路在哪里?四十年的安澜无事,给中国人铸成了一种麻痹心理,人们仿佛快要把它那狰狞的面孔遗忘了,这种心态,也许就像大兴安岭忽然烧起大火来,人们才想起,噢,那里原来有一片森林。但学者专家们却忘不了可怕的黄河,哪怕黄河不动声色,默默无言。他们有的忧虑,有的乐观,有的怀疑,治黄大计始终众说纷纭。的确,黄河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大学问。黄河的治理是世界水利学上最大的难题。它是我们从祖先那里无可选择地接收下来的历史遗产,它又是我们必须对子孙万代做出合理筹划的艰难抉择。历史和未来在今天撕裂着我们。      哺育我们的黄河,必然同时要祸害我们。有一得必有一失,这就如同人类向大自然索取了什么,大自然就要向人类报复些什么。这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法则,其实也通行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之中。那挟持着滚滚黄河的千里大堤,不正是我们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绝妙象征吗?      如果我们再去翻一下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就会发现,破裂的欧洲本土,众国林立,就像一条“杂乱拼缝的坐褥”。日本和印度也是一片分疆裂土。唯独在东方的中国,有一块辽阔而统一的大版图,虽然时不时要破碎一下,但很快又板结起来,相比之下,欧洲的查理曼帝国,阿拉伯的穆斯林帝国,乃至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都不过是慢慢长夜中的一道闪电。      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力量,能把这么大的国家牢牢凝聚了两千多年?这个“大一统”之谜,使中外学者在惊愕中绞尽脑汁。马克思曾经把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之上的社会结构,形像地比喻为"一袋子马铃薯",虽然装在一个口袋里,却是彼此分离的。在古代中国,小农像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盘散沙。具有社会联络功能而又信仰统一的儒家知识分子,把分散的小农有效地组织成社会。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曾经在中国造就了高度繁荣。虽然,就在这大一统的奇迹里,在一种烂熟文明的灿烂外表之下,在一种绝对供奉皇帝,圣人,老人,祖宗牌位的缭饶紫烟之中,这个社会结构的内囊里却悄悄地腐烂着,这种情形,非常像那黄河大堤正在被蝼蚁和田鼠悄悄蛀空一样。儒家组成的官僚队伍,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腐化倾向,权力本身成为一种腐蚀剂。于是,往往到了王朝鼎盛时期,崩溃就在眼前了。然而,旧王朝崩溃了,新王朝很快取而代之,社会结构又恢复原样,继续朝着下一个崩溃走去,就像黄河大堤溃决了,人们又修复它,等着下一次溃决。我们为什么总是陷在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命运之中呢?这个神秘的超稳定结构,主宰了我们两千年。而今,紫禁城里的金銮宝座早已成为历史文物。 庞大的儒家官僚网也灰飞烟灭了,但是,大一统的幽灵似乎还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社会震荡的恶梦还让人记忆犹新。更不可忽视的是,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以致局部的腐败现象,仍然在破坏我们的四化大计,这些古老的社会顽症,颇有些像黄河每年带来的泥沙,在一天天地淤高下游河道,渐渐积累着危机。      也许,就像人们对不断增高的大堤深表忧虑一样,永远的超稳定,不也颇令人忧虑吗?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的启示,难道还少吗?(演播室里学者谈中国社会结构) 金观涛(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我更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无终止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产生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历史对中国人的启发是:中国在社会变革中应该避免毁灭性的动荡,一定要让进步与创造来代替动荡。当旧的东西瓦解的时候,应该让能够取代旧的东西的新因素成长起来。就在那座比黄河河床还要低九米的开封城里,历史曾经演出过大起大落的无限繁荣与无比灾难,然而,对今天来说,或许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两个人物的故事,比铁塔和相国寺还要更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心灵上。这位黑脸包公,八百年来盛名不衰。 尽管他不过是封建社会里苦难人民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虚幻偶像,但今天开封人依然深情地修起如此富丽堂皇的一座包公祠来。四方游人络绎不绝,难道仅仅是为了旅游吗?"青天"观念在中国民间的久久不肯泯灭,说明了什么呢?人民更不会忘记,就在离包公祠不太远的一栋旧银行里,发生过文革动乱中最黑暗的一幕。在这间阴森森的黑屋子里,亲自主持制定过宪法和党章的共和国主席,被秘密囚禁,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八天。死的时候,他那满头白发足足有一尺长。 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命运,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命运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它最终也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同志的白骨,曾经把动乱的惨烈和时代的悲剧揭示得无以复加,然而动乱的根源却不是他个人的命运所能揭示的。   这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悲剧。如果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更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致观念不现代化,谁能保证悲剧不重演呢?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之后,终于也开始尝试政治体制的改革了。今天,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终于有人勇敢地第一次举手投了否决的一票,这是何等不容易啊。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不管这个改革将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和风险,我们都只能朝前走下去。我们的身后曾经洪水泛滥,我们的身后也曾经动乱不已。我们必须朝前走,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我们会遭受挫折,但是,这不正如那位功败垂成的鲧,用他的失败为儿子大禹铺垫了成功吗?让我们这代人用自己的双肩把忧患的重担挑起来!那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再忧患!

 

第六集  蔚蓝色

 

人的血液是红色的。几乎所有的动物的血液都是红色的。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规定为红。原始人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蔚蓝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人们曾经坚信,这神秘的蔚蓝色描绘着整个宇宙,它是宇宙的颜色。 仅仅在二十多年前,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在太空中遥望自己的家乡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体中,惟有我们人类的家园——地球,才是一颗蔚蓝色的星球。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气和水,使地球成为蔚蓝色的星体。覆盖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蓝色的。大海本来就是人的故乡。在地球的突变中,大海曾经庇佑和延续了人类祖先的生命。后来,当人类重新回到大陆的时候,他反而不适应了。为了战胜陌生的环境与内心的恐惧,人类被迫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同时也完成了人本身的进化过程。复活节岛上的这些石像,告诉我们一万年以前,在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这些今天看起来简陋不堪的航海工具,把人类从陆地上又重新载回海中。是什么信念支持着这些原始人去横渡至今仍使人视为畏途的大海呢?在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动同哥伦布和麦哲仑那创立人类新纪元的伟大航行之间,我们能不能听见人类命运的宏伟旋律呢?正是由于这种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类的文明才分成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单元。 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同时,它又雄踞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它的躯体是黄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样拱起的大河,也是黄色的。 我们看到这条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船,就仿佛看到了遥远的中华文明的源头荡漾着蔚蓝色的波光。但是,早在神话时代,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土区的内陆文明,已经在不断征服下游和沿海地区了。今天,我们还能从黄帝大战炎帝和蚩尤的故事里,听到这历史深处的朦胧声音。后来,周王朝对殷商的征服,证明这股来自内陆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到了战国晚期发生的楚败于秦的史诗般的战争,可以说是以小麦作为粮食,用战车作战,并且是受到了游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响的黄色文明,最终战胜了以大米作粮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战,并且是受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文化影响的蔚蓝色文明。      这个内陆文明的历史性胜利,是无论屈原那种抢天哭地的悲歌,还是西楚霸王那种地动山摇的反抗,都无法遏止的。蔚蓝色的隐退,埋伏下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日后衰退的命运。太平洋那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偶尔也引起过它的激动,把它的航船一直牵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然而,蔚蓝色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黄色的土地来,毕竟要微弱多了。使那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儒家的一整套思想,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和理想,它在东方封建社会的盛期,显然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单一的思想统一,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的因素,就像几缕细细的清泉,淌到内陆文明的黄土板块上,立刻就无影无踪了。当内陆文明中华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时候,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思想,正是随着雅典的海上权力一同兴起的。海权导致了民族革命。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从十五世纪开始航行于海天之间的那些帆船,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蔚蓝色就像这小帆船,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于是,广大的东方市场和美洲新大陆,使小小的欧洲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横渡大洋需要又坚固,又庞大,又精巧的船舶,造出这样的船舶需要数学和物理学,需要技术和科学。于是,一六三六年,迦利列发表了“新科学对话”,这场对话,就是在造船厂举行的。英国首先由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促进了自由思想的普及,于是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六五一年,克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一六九零年,洛克发表“政府论”。自由贸易论成为资产阶级的口号和原则。资本主义转动着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和唱。这一切,都与海洋息息相关。中国这时候在干甚么呢?当麦哲仑正航行在他的环球航线上时,明朝嘉靖皇帝因为日本贡使打架,开始正式“闭关”。公元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就在这本书中,他宣布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他说: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可惜,这些话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及时听到。终于,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中国同西方之间,已经隔着一条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了。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蔚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间的文化对抗,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色的强大。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中体西用”。洋务大臣们买回来了威力强大的铁甲军舰,办起了一座座兵工厂。位于上海市郊的江南兵工厂,在掌握西方技术能力方面远远超出日本。一八七零年左右,俄国人参观远在中国西北的兰州兵工厂时,为那里制造的枪枝质量之精良而感到震惊。甲午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军舰数量比日本要多。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清王朝先败于法国,再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失败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于一个腐败的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开的中国舰队,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腐败的制度是导致的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来挽回。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严复,日后并没有去当一名战舰指挥官,而是成了思想启蒙家。      严复从对西方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力,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功能,都有利于促进社会改革。同样,通过利用个人的意志力——一种人类的“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然而,当严复参与其事的百日维新惨败之后,日本的明治唯新却成功了。当这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一步步放弃改良思想,最终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严复乃至近代许多伟大思想先躯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剧命运,似乎都证明了,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革命和激进了一阵之后,到头来都摆脱不了退回儒家的归宿。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国文化热的大讨论中,人们依然在继续着中西文化优劣的百年未决的争议。无论是"全盘西化"的一派幻想,还是"儒家文明第三繁荣期"的一厢情愿,一切都仿佛还在原地踏步。难怪有的青年学者这样感叹道: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大的文化负罪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变法之艰难,或许就难在我们总是担心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似乎并不知道,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里,不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启蒙运动,西欧人至少从未担心过,在改革之后是否会变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不是法兰西人了。唯独在中国,这是最大的忌讳。这或许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浅薄之处。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庄子,给我们讲过一个寓言: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尽情往下游漂去,突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他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地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现在,我的河伯,你终于走壅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一个象征。它说的并不是古代中国,它好像是在预言今天。古老的黄河之神,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认识大海的博大与力量,不过一个世纪,它面对大海发出的那声长长的叹息,穿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回响到今天。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美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      历史证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乾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在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延安,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开设的服装店,理发店。沿海地区涌来的商品散布在大街小巷。神圣的,土灰色的宝塔山,在这红红绿绿,熙熙攘攘的市场后面,渐渐淡化为一个朦胧的背景。      这些老汉和小伙子,他们的祖先曾经从这内陆腹地出发,征服了全中国,如今却随著这片萎缩了的土地,一起萎缩了他们曾经那么旺盛的精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几个小伙子,竟然是这支气势磅礴的千人腰鼓队的成员。难道他们的生命力,永远只能消耗在打腰鼓的渲泄之中吗?      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区建立。它向全世界宣布,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到了大海的边上,把它面对着土地的脸,转过来远望海洋了。      一九八六年,十四个沿海城市全面开放。中国正式摆出了向大海挑战的态势。一九八八年,海南省宣布成立。它的短期目标是向亚洲四小龙挑战。古老的亚洲大陆终于放下了泱泱大国的架子。如果海南成功,它将与十四个沿海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条经济巨龙。这一历史壮举,必将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但是,在改革迅速推进的时代里,有多少中国人是自觉参与其中的呢?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系列报告指出,中国公民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过于谨慎的政治参与心理:百分之六二点四一的公民表示“对谈政治问题,我很谨慎。”百分之七十三点七九的公民对"政治上的事情还是少介入为妙"的观点表示“同意”,“基本同意”,“不反对”;他们仍然担心参与政治会引起麻烦,他们仍然缺乏政治参与的安全感。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反复无常,政治迫害的极端惨烈,使人们仍然心有余悸。这势必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亮出了"科学""民主"的旗帜。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中国文化也没有培养出公民意识,相反,它教化出臣民心理,臣民心理只能产生逆来顺受的顺民和铤而走险的狂徒、不过,历史却给中国人造就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知识分子。      他们很难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种附庸;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结实的社会实体,用钢铁一般的经济实力对旧的社会进行武器的批判;他们的才华可能被利用,他们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们的脊梁可能会弯曲,他们的肉体可能被消灭。然而,摧毁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的手里;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洒在黄土地上的是他们!(演播室里学者谈当代知识分之问题。) 远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这种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或者传统与理想的矛盾,首先感觉到的恐怕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首先发现传统的弊端,但是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寻求冲破传统的出路,但是他们往往又缺乏这中勇气,所以说他们总是最先感觉到心灵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借助于环境的压力强迫人们去接受新生活,也忍着痛苦去创造新生活。为此,我用这样三句话加以归结: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实现这希望要靠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或许能因此而变得伟大。比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在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与冲动,都不可低估。      我们也看到,即使在以往极为森严,庄重的高级政治场合,也终于泛起了蔚蓝色的透明度。中国的大众传媒,第一次处在较为中立的立场,担当了决策上层与人民群众之间相互对话的媒介。然而,要使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东方人真正懂得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并不容易。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一九四零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为总统。蒋介石先生为此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止,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三年后的一个晚上,蒋介石的夫人也是特使宋美龄,在白宫同罗斯福夫妇共进晚餐时,谈起美国工人罢工的事情。罗斯福问宋美龄,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使席间所有的美国人惊讶不止。罗斯福夫人事后说:“宋美龄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随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学性。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黄河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33000字)   2013.2.21.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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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论:



hysh
(2013/2/23 22:47:00)

通篇读了两遍。一种触及灵魂的感动久久萦绕不去,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与生命是如此渺小。但是渺小不代表弱势!我们现在所存在的人类该为自己的存在留下点价值,可又有多少人正视过自己的价值呢?多少人在为己权、为己钱、为私利而给这个世界、给自己的民族在制造悲哀?中华民族的泱泱大国有多少国人在真正为民族文化的振作和发扬在努力?包括当权者?多少人都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所谓的雄狮真正醒了吗?文化讨论不能回避制度的症结。是谁挟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变异成制约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党文化?他们终将成为这个民族的罪人
认识一位退了休的中学校长,他说:每次看到听到“犬儒”这个词,我就觉得是在骂我。


霁宇
(2013/2/23 19:30:00) [112.117.25.]

这篇经典之作注定会载入史册。(其实已经载入了)有多少歌功颂德的大文,早已湮灭在时间的河流中了。


an16
(2013/2/22 14:42:00) [183.3.253.]

   谢谢洪恩转发此文!
  我再次通读此文;我很不解、中囯人有四大发明,火
  药;用耒作爆竹敬天地鬼神。指南针用来看风水测凶
  吉。等等。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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