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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姚登山到北京铁道学院作报告的
发表日期:2009/11/17 16:24:00 出处:未知 作者:张春和 发布人:430403 已被访问 2621

我请姚登山到北京铁道学院作报告的

因由、后果及教训

    19675月份,“文革”中被称为红色外交家的姚登山被我请到北京铁道学院作了一场报告。当时及以后好长一段时间的铁道学院校友都搞不明白,是谁把姚登山请到学校来做报告的。一时,这似乎成为一个秘密。三十多年来,这个秘密一直藏在我的心中。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极少,我也从未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人。原因很简单,怕因此引火烧身。现在,我审视周围的环境,思考又思考,琢磨又琢磨,决定把这个秘密讲出来,给北京铁道学院的校友及其他朋友听。

我之所以能把当时在外交战线乃至全国都名气大得很的姚登山请到在北京高校中名不见经卷的北京铁道学院,是有其短暂的偶然原因,而不是长远的必然原因。这话似乎不好懂。如果想听明白,还是听我慢慢来讲述。我先讲一讲这件事的背景。我请姚登山到北京铁道学院作报告的时候,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是上海造反派发起夺权的“一月革命”形成高潮的时候。那时,我正在北京铁道学院读大三,“文革”中也参加了《红旗公社》群众组织。红旗参加北京市的群众组织是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有三十多所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加入了该组织,但是第二司令部内部特别是司令部部机关有不少高干子弟当司令副司令,他们因保护其父母,而被打为保守组织。当时,保守组织在社会上的名声很臭。于是,三十多所高校群众组织中的造反力量起来造了保守司令部的反,夺了他们的权,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造反联络站。各群众组织纷纷向联络站派工作人员。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张洪恩,他与我关系不错,在我们班上,他是班长,我是体育委员,两人都来自农村,很谈得来,可以说是铁哥们,他在红旗总部当副司令,是他推荐我到第二司令部造反联络站工作的,和我同去的还有李素梅、刘长礼和张奎。二司联络站先在北京矿院,后又转移到北京航院办公。19672月,首都红卫兵第一、二、三司令部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我也随着群众组织的变化,来到红代会机关工作。当时,红代会机关设在北京大学未名湖旁的俄语教学大楼,我被分配在接待组,并被任命为组长。主要任务是负责接待北京及全国来访的红卫兵。大概是19674月的一天,红代会办公室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交代一项任务。他说,毛主席的好学生、红色外交家姚登山要从印尼凯旋归来,中央决定在首都机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的队伍来自首都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欢迎红色外交家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这件事有外交部XXX负责与你联系。当时我就记下了他告诉我的那个人的姓名和电话。不久,我便与外交部那个人通了电话。那个人要求我到外交部当面向我交代任务,当时我便按他的要求坐公共汽车到了他办公地点。他当面向我讲,姚登山代办几月几日回京,要我组织2000名红卫兵,到时由外交部出汽车将欢迎人员运到首都机场。我当时安排铁道学院和轻工学院各出1000人。回到铁道学院向司令部的向张洪恩作了汇报,希望在人力上给以支持,这自然不成问题。

姚登山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要从印尼回国?我还需要交代一下。当时,印尼的总统叫苏加诺,印尼共产党的总书记叫艾地,总统与总书记打得火热,拉总书记到政府做官。这种状况引起了印尼军方的不满,军方总司令苏哈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苏加诺的统治,杀害了艾地。毛主席听到艾地被杀的消息,十分悲痛,写下了悼艾地一首词。苏哈托在国内发动了一场反共反华浪潮,除了把屠刀伸向印尼共产党外,还组织反动势力,断绝断绝中国大使馆的供水和粮食,并组织右派势力,围攻中国大使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驻印尼大使便应召回国,留下姚登山任临时代办。姚率领使馆工作人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与印尼围攻使馆的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不曲不挠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强烈的爱国气派和大无畏精神,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外交家的良好形象。姚登山也因此被称为红色外交家。后来,外交部指示姚代办回国。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接受组织红卫兵到机场欢迎姚代办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天一大早,外交部派来的汽车便来到铁道学院,我便组织我们那一派的红卫兵上车,之后,便浩浩荡荡直奔首都机场。到了机场,见到外交部那个人,与他打了招呼,他便与我一起把铁道学院和轻工学院的红卫兵组织成一个长方形。等姚登山所坐的飞机抵达机场后,我和在场的红卫兵便高声大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红色外交家!姚登山在外交部领导(记不清是谁了)陪同下,绕场一周,接受了红卫兵的热烈欢迎,边坐汽车走人了,我和铁道学院的红卫兵也便乘车回校了。事情到此似乎要结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是姚登山回国后,受到了四人帮的热烈吹捧,使得姚红极一时。那年“五一”节,中央领导和首都红卫兵在中山公园搞游园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姚登山,对姚登山进行了高度称赞。姚更是红得发紫。首都各单位纷纷请姚做报告,讲他的英勇事迹。这时,我觉得应该请姚登山到北京铁道学院来做一场报告,为本派增点光,况且,我还认识外交部的一个人,他和姚一定有联系,我找他帮忙他一定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于是我给外交部那个人打了个电话,他答应帮我这个忙。过了几天,我再给他打电话,他告诉我作报告的事已与姚登山说好了,让我和姚登山打电话。我便与姚通电话,请他来铁道学院作报告,他爽快地答应了。于是,19676月初的一天,我乘铁道学院的汽车到外交部接姚来校作报告。那天,铁道学院的大礼堂里坐满了教师和学生,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来做报告。根据张洪恩的指示,我在主席台上主持报告会。姚的报告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主要说的是在驻印尼大使馆时,如何与印尼的反动势力进行英勇斗争的,敌人手持棍棒冲进大使馆来,姚和使馆工作人员毫不惧怕,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把敌人赶出大使馆。我与姚打交道,只此一次,仅此而已,以后再无往来。但听说,姚登山以后派性大发,野心大露,仗着在印尼捞到的政治资本,在“四人帮”的支持下,在全国一片夺走资派权的声浪中,他跳出来,要夺陈毅外交部长的权,后被定为“516”分子。

         19687月,原本该19677月毕业的我推迟一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厂。刚毕业时还算顺利,无非是劳动锻炼。但不久麻烦就来了,我因在铁道学院请姚登山到校作报告一事,被学校专案组三番五次到工厂向我外调。专案组两个人气势汹汹地问我,到底和姚登山是什么关系!?我虽然经过“文革”锻炼,成熟了一点,但还没有摆脱青年学生的幼稚,就把请姚登山者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讲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他们不信,说你和姚没有特殊的密切的关系,怎么能能把姚请到学院来?他们坚持要我与姚划清界限,讲清和姚到底是什么关系。否则,就是死路一条。这我就纳了闷了:辩证法倒是讲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但到底是什么联系还得具体分析。人与人的关系,无非是亲属关系,又分为直系的和旁系的两种;朋友关系,又分为好朋友坏朋友、知心朋友一般朋友。我和姚登山只是偶然发生了接触,我和他既非亲属,又非朋友,更不是朋比为奸式的朋友,怎能胡联系乱联系,硬把我和他拉扯上关系,追究我和他背后的“黑幕”。他们这样歪曲、贱踏辩证法,我有什么办法?!他们多次到单位找我外调对我形象和人品造成极大害,周围的同志都以为我有什么问题,犯了多大错误。此事直到1973年才算了事,宣布我与姚登山没什么关系。当时,我从自己这方面总结这件事的教训,就是自己太爱显摆自己,太爱出风头了,为了证明自己路子广,人缘神,便通过与姚登山认识的人请姚到铁道学院来做报告。

         我今天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今天的人不要再重犯昨天的错误。今天与找我麻烦那个年代虽然过去了40多年,政治、经济、思想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仍有人重复昨天的错误,其表现仍然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胡乱建立两个事物之间的联系,把没有关系的说成有某种关系,把有关系的说成没有某种关系。今天与昨天比起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是,“文革”中某些人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现在多数人是为了达到某种经济目的。我奉劝那些仍玩弄辩证法的人,还是老实一点,不要再胡乱联系事物了,不然,仍然会犯错误或会犯罪的。

 

作者单位:原北京铁道学院经济系67级毕业生,现郑州铁路局党校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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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论:



看客
(2011/2/14 15:22:00) [125.35.7.]

同意“旁观者”的意见。 文革是党史乃至国史中的一大闹剧, 已被最新的党史否定,“516”更是政客们的阴谋。 作为经历者,经过这么多年, 应该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和反思。看来你一直是人云亦云,没能历史地看问题。姚登山等一大批人因莫须有的516冤案被党内高级阴谋家们狠狠地迫害了一把, 至今不能得到公正的结论。你文章中的对姚的叙述完全是一派偏辞。 你同姚及全国绝大多数人一样都是文革的受害人,希望你能更全面地客观地认识这股历史。 


旁观者
(2010/3/26 15:48:00) [125.35.7.]

你在文中对姚登山的评论“姚登山以后派性大发,野心大露,仗着在印尼捞到的政治资本,在“四人帮”的支持下,在全国一片夺走资派权的声浪中,他跳出来,要夺陈毅外交部长的权,后被定为“516”分子”缺乏证据, 与历史不符。夺外交部权是莫须有的诬陷而“516” 本身就是被当时的政客们杜撰的历史大冤案。看来你没多大变化,在文革中盲目跟风而文革后又作出这样缺乏不客观、人云亦云的结论。


xiaoci
(2009/11/18 14:51:00) [121.9.248.]

今天春和能将多年积在心里的郁闷一股脑儿地讲出来,心情会好的。我不知道你是为此事遭倒霉,素梅姐生前告诉过我,她曾经为你入党政审外调时,写过很好的证明材料。


洪恩
(2009/11/18 9:47:00) [60.165.71.]

    很好!看了这段历史故事,我很激动;因为你所说的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早已是一片空白(也许是因为“2.9”跳楼造成脑震荡吧)。你在天津挨整的事,一字不曾对我说过(大概是怕连累我);其实你当时就应该跟我说,俺老张从不怕这些,也从不知道什么叫麻烦,因此几十年也就没有感到有什么麻烦。
    你把今天的一些社会现象与文革中一些现象相联系,归结为对辩证法的错误运用。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认识性错误,显得太浅显了。要认识这些问题,必须从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去找原因。也就是说,过去和今天,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都有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存在即合理——黑格尔)。学术与政治,完全不是一回事。你搞的是政治,我说的是学术。这些往事抖搂一下,轻松一下,也就拉球蛋倒了,不要在脑子里没完没了的回旋,还是跟大家一块唱呀儿吆吧。真要是钻到学术里面去,你现在的精力和学识都不够;为时晚矣,今生罢了。读一读后生的新作也就够了。如果说人生有什么遗憾的话,这大概就是最大的遗憾(至少我是这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夕阳一线照残年!兄弟,咱们还是拥抱吧!只有到了家园,你才会从盘根错节的历史纠葛中解脱出来,才会知道什么是桑榆之乐(要向战犯王耀武的晚年学习: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早出去晚出去早晚出去——何等的彻悟啊!我们的经历算个屁!更何况个人的历史体验算不上是历史。)
    愿你夫妻俩幸福美满——不要辜负了我这媒人的一番美意!老张还是学生时代的老张,小吴还是学生时代的小吴(小吴还承认我是你们的班长),春和……(你自己写吧)


老费
(2009/11/18 7:45:00) [59.46.80.]

我们必须历史地看问题。当初姚登山浴血护国旗的故事着实地让举国上下,特列是我们年轻人,尤其是咱们当时的首都大学生们激动不已!回忆起他来学院作报告,大家欢迎他可是真的。文革前,咱们学校经常有名人来做报告。比如廖承志,还有总政歌舞团政委来讲访苏反修报告等,所以,姚登山来做报告,我们还向其他首都高校的老同学们炫耀呢!我觉得春和没必要无辜自责,当时要是换了我,我也会那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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